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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俊成，

上週二在 ThinkTech Hawaii 播出的“Hawaii Together”是我見過的信息量最大的劇集之一，而我甚至都沒有參與其中。

它由我在夏威夷草根學院（Grassroot Institute of Hawaii）的同事喬．肯特（Joe Kent）主持，他代替我參加，因為當時我代表該研究所參加在紐約市舉行的一次會議。

喬的受訪客人是加州 YIMBY（Yes In My Back Yard）住房倡導組織的研究主任諾蘭．格雷（Nolan Gray），他提出了廢除分區制（abolishing zoning）的理由。

是的，取消分區。

當我後來有機會觀看採訪時，我認為格雷的立場極具挑釁性，但也極具說服力，牢牢立足於數據、歷史和合理的經濟推理。

除了他與加州YIMBY的關係，該組織在加州的分區法自由化方面取得了成功，格雷的資歷還包括曾任紐約市城市規劃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城市規劃博士生以及新書《任意界線：分區制如何破壞美國城市以及如何修復》。

格雷說，分區（制）的問題在於它不僅僅將區域指定為“住宅”、“工業”、或“商業”；它還對城市或縣的每一個地塊進行微觀管理，準確地確定什麼是允許的，什麼是禁止的——包括地塊必須有多大，建築物可以有多高，建築的建築面積必須是多少，什麼樣的房子可以建造、允許何種商業或工業用途、需要多少停車位等等。

如果您懷疑格雷所說的話，請查看火奴魯魯修訂條例第21章的60多頁。或者看看檀香山市議會的第10號法案，該法案長達230多頁，旨在“更新”第21章。兩者的監管細節數量驚人。

格雷還希望人們意識到分區的邪惡起源。正如檀香山第21章所述，大多數人認為其目的是“鼓勵有序發展”。但實際上，分區起源於一種實施種族和經濟隔離的方式。

在最早採用它的城市之一伯克利，分區被用來將中國洗衣店拒之門外。即使在最高法院停止明確使用分區進行種族隔離之後，這種做法仍以更加微妙的方式繼續存在。

格雷說：“在那之後，你得到的結果是，許多城市爭先恐後地通過其他監管手段，來追求這種類型的隔離。”

“相反，你得到的是這些規則，‘好吧，我們不會根據種族隔離城市，但你必須至少賺到足夠的錢，來買一套獨立的單戶住宅，才能住在這個街區。在這個街區，您需要有一塊10,000平方英尺的地塊。在那個社區，你需要有半英畝的土地。在這附近，我們將允許建造公寓。’”

但即使其背後的動機是純粹的，分區仍然具有社會破壞性，通過限制可以建造的東西和增加設計要求來推高價格，“這些設計並沒有真正起到任何健康或安全的作用，但確實大大增加了住房成本”

還有，所有的許可證、環境審查、和其他要求，可能會增加建造新住房所需的時間。在某些地方，分區非常嚴格，幾乎每個項目都需要某種類型的特殊許可或差異。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房屋建築商發現自己在大片土地上建造豪宅而不是較小的多單元住宅就不足為奇了——就像在夏威夷發生的那樣。

格雷說分區（制）的信息是，“‘我們不會在法律上允許你建造更便宜、更負擔得起的住房類型。我們不會允許你建造那些額外的單位。我們將迫使你製造更昂貴的產品——如果我們允許你製造任何東西的話。”

格雷將分區描述為限制城市發展和適應方式的“緊身衣”。更糟糕的是，分區並沒有保留社區的特徵，而是破壞了它。

“在許多這樣的城市中，他們基本上阻止了所有的增長，但性格並沒有保持不變。事實上，角色變得截然不同。它變得更加昂貴，更具排他性，年輕家庭必須搬走的地方，退休人員想要縮小規模時必須搬走的地方。

“在我看來，”格雷說，“……你保留個性的地方就是你讓城市繼續發展、適應和反映不斷變化的需求的地方。”

格雷表示，分區改革應側重於取消最具限制性的規則，例如最小地塊面積、單戶住宅分區和停車規定。然而，從長遠來看，他說我們應該完全重新考慮分區。

他以休斯頓為例，這是美國唯一沒有分區的城市。他說，休斯頓的經驗表明，分區法對於將工業用途和住宅用途分開是沒有必要的。這個問題已經得到有效解決，沒有政府干預。

格雷強調他並不反對城市規劃，只是反對現代分區中反映的土地使用的過度微觀管理。

他說，擺脫分區將使規劃者騰出時間來關注更重要的問題，例如基礎設施、交通和環境。

“越來越多，”格雷說，“人們從意識形態和黨派的各個方面都在意識到，‘嘿，現狀是行不通的。 我們制定的規則確實使（夏威夷）住房危機長期存在，並限制了人們的機會和流動性。”

格雷的論點和觀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同意他的觀點，更多人需要了解分區法如何成為〖經濟適用房〗的主要障礙。

他說，越來越多的（社會）運動要求結束分區制對我們城市的束縛，我希望他是對的。 至少，我們需要徹底改革夏威夷的分區法，將城市規劃和發展帶入一個新時代。

E hana kākou！ （我們一起工作吧！）

Keli’i Akina 博士

總裁/首席執行官

夏威夷草根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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